在知识翻译学的视域中，翻译研究的知识生产存在两种形态：一种发生在文本的跨语际流转中，另一种发生在知识存在方式的制度性变革中。仲伟合的学术生涯，属于后者。他不是在论文中论证“口译是什么”，而是通过学科制度的创建，让口译知识从“同传箱里的身体记忆”翻译为“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位制度”。这是一次关于知识存在方式本身的翻译事件，其文本不是著作，而是BTI与MTI。
一、同传箱里的“肉身知识”
理解仲伟合，必须从同传箱开始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中国的同声传译从业者寥寥无几。仲伟合是首位经批准由广东输送到国外学习同传专业的第一人，先后在英国西敏斯特大学、华威大学攻读口笔译学硕士与翻译学博士。回国后，他为省内外大型国际会议担任首席同声传译员数百次，曾为英国副首相普雷斯科特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担任口译工作，被媒体称为“华南同传第一人”。
这段经历在知识翻译学中的意义，不在于荣誉，而在于它构成了一种知识翻译学意义上的“知识主体锻造”。口译知识首先是一种身体知识：它存在于译员的呼吸节奏里，存在于听觉与发声之间的毫秒级延迟中，存在于面对“演讲者语速、口音、情绪以及各类突发状况”时的即时应变里。仲伟合对此有精当的表述：口译能力“是一种‘肌肉记忆’，需要系统输入和反复练习”。这种知识无法被文本完整捕获，它只能在同传箱里、在耳机与话筒之间、在数百场真实会议的“不确定性”中被反复锻造。
但仲伟合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没有停留在“手艺人”的位置上。他培养了一支由“九段翻译”组成的“仲家军”，其学生在很多城市的同传领域担任重要职位。从“自己做同传”到“培养别人做同传”，这是知识存在方式的一次关键跃迁：知识从“我的身体”向“他人的身体”迁移。然而，这种迁移仍然依赖于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，依赖于“仲家军”这一人身依附式的传承网络。口译知识依然是一种“地方性知识”，它附着于特定的师门、特定的城市、特定的会议网络，无法被标准化地传授，也无法被制度性地检验。
二、从“仲家军”到“学位制度”：知识存在方式的革命
仲伟合学术生涯中最具知识翻译学意义的事件，发生在2006至2007年。
他“首倡并积极推动的翻译本科专业学位（BTI）于2006年设立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（MTI）于2007年设立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”。2007年1月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全票通过MTI设置方案，全国MTI教指委秘书处设在广外。
这一事件在知识翻译学中的分量，远超过任何一篇论文。在BTI与MTI设立之前，口译知识存在于三种形态中：同传译员的身体经验（隐性知识）、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（人身化知识）、外语专业课程中的零散教学（边缘化知识）。它被“使用”，却未被“承认”；它有“市场”，却没有“学位”。仲伟合所做的工作，是将这种“被使用却未被制度化”的知识，“翻译”为一种可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被系统传授、被国家标准检验、被学位体系认可的知识形态。
这是一次知识存在方式的翻译。翻译的对象不是文本，而是知识本身的存在形态；翻译的媒介不是语言，而是制度；翻译的产物不是译本，而是一个学科。口译知识从“同传箱里的肉身记忆”被翻译为“课程大纲里的教学目标”，从“仲家军的师门传承”被翻译为“全国两百余所MTI培养单位的标准化课程”。用知识翻译学的术语说，这是一次从“地方性知识”向“制度化知识”的再地方化：口译知识没有离开它的实践现场，但它获得了一个新的存在方式，即制度的、公共的、可被集体继承的方式。
三、教育者的“道”与“术”
仲伟合的口译教育思想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表述：“能译—善译—思译—研译”的翻译人才分层培养体系。这四个层次，在知识翻译学中对应着知识从“隐性”到“显性”、从“操作”到“反思”的递进。
“能译”是身体层面的知识，是“肌肉记忆”的形成；“善译”是判断层面的知识，是在“不确定性”中作出恰当选择的能力；“思译”是反思层面的知识，是对翻译行为本身的理解与批判；“研译”是生产层面的知识，是通过研究生成新的翻译知识。这一分层体系的知识翻译学意义在于：它承认口译知识存在不同的形态，并且这些形态之间不是“高低”关系，而是“转化”关系。一个只能“能译”的译员，和一个能够“研译”的学者，处理的是同一种知识的不同存在形态。
仲伟合对教育的理解，还有一层超越“知识”的东西。他常说的“家训”是：“诚以待人、善以修身、恒以致学、敬以做事”。他强调“育人先于授业”，“若学生仅掌握技巧，却缺乏正确的职业伦理和文化视野，最终只会成为单纯的技术型译员”。在知识翻译学的框架中，这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知识的翻译不仅是“内容”的迁移，更是“价值”的迁移。口译知识从“仲伟合的身体”翻译到“学生的身体”时，被翻译的不仅是技巧，还有对职业的敬畏、对发言者的共情、对文化差异的敏感。这些无法被写进课程大纲，但它们构成了口译知识“制度化”过程中最容易被丢失、也最不应该丢失的部分。
仲伟合在重大外事场合的实践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注脚。2004年广州申办亚运会陈述报告会，他担任首席翻译，“会前，我们反复推敲陈述文稿，力求精准且有感染力地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风貌”。他由此提出译员的“文化外交官”身份自觉：“译员肩负推动‘地方性知识世界化’的使命，通过创造性翻译实践，将植根中国语境的独特实践与经验，转化为可理解、可对话、可共享的‘全球公共知识’”。这一表述，几乎是知识翻译学“地方性知识世界性生成”命题的实践版。
四、制度作为知识翻译的“译本”
仲伟合留下的最深刻翻译思想，或许在于他重新定义了“翻译学者”的工作方式。
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中，一位学者的贡献以论文、著作、项目来衡量。仲伟合当然有这些：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，出版《口译研究方法论》《口译研究概论》等著作，发表口译研究系列论文。但真正使他区别于同代学者的，是他将制度本身作为学术作品来书写。BTI与MTI不是他“研究”出来的成果，而是他“翻译”出来的知识形态。它们没有页码，没有摘要，没有参考文献，但它们比任何一篇论文都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翻译教育的知识版图。
在知识翻译学的意义上，仲伟合完成了一次关于知识存在方式的“元翻译”：他将口译知识从“个人的、隐性的、依附的”形态，翻译为“制度的、显性的、公共的”形态。这个“译本”的读者不是学术同行，而是每年数以万计的翻译专业学生；它的“发行”不是通过期刊，而是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决议；它的“引用”不是出现在参考文献里，而是出现在每一所MTI培养单位的课程表上。
一个学者的思想可以影响一代人。一个学者建立的制度，可以影响所有后来者，无论他们是否知道他的名字。仲伟合选择了后者。当他在同传箱里翻译别人的话语时，他是一位译员；当他将口译知识翻译为学位制度时，他是一位知识翻译学家——只是他自己可能不会用这个词。但知识翻译学的任务之一，恰恰是为那些“做了翻译之事却未被命名为翻译”的实践，找到它在知识生产版图中的位置。仲伟合的位置，在制度里。